今天帝哥想说说陶铸和陈寅恪的一些故事。
陈寅恪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解放前执教于清华大学。北平解放前夕，陈寅恪被傅斯年和胡适强促南行，他抵达广州后，就不想再去台湾。当时广州尚未解放，傅斯年屡次发电催促陈寅恪赴台，他都一口回绝。有人劝陈寅恪去香港，他却说：“香港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最终陈寅恪选择留在岭南大学，以后又在中山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因患眼疾，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沫若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婉言谢绝。
这些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杂语。1954年，中山大学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陶铸得知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党委书记，并要求他亲自登门去向陈寅恪赔礼道歉。
1956年，已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广东省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会上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他都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知识分子，我看他是好人！”
陈寅恪听说了陶铸的话后，深受感动，不久以后，他找人对中山大学领导人冯乃超说：“请你转告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接受。”
从此以后，陶铸常常去看望陈寅恪，他听说陈寅恪因用脑过度，常为眼疾所苦，当即让人从香港买进口的安眠药，让主管文教的省领导亲自给陈寅恪送去。
1961年，陶铸又向省文教领导小组明确：“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3天后，中山大学总务处给陈寅恪送去了30斤面粉、10斤面条、4斤花生油、4斤水果、2斤白糖，并给他定下每天3支牛奶的配送额度。
当时陈寅恪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是381元，这比陶铸的工资还要高，因此也被中山大学的青年教授和学生戏称为“381高地”。有人看不过去，认为陈寅恪的工资太高了，陶铸马上反驳说：“你有陈老那样的本事吗？如果你有的话，我照样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
1962年7月上旬的某天早上，陈寅恪照常洗漱，他跨入浴盆时不慎滑倒，导致右腿股骨颈折断。当时陈寅恪已经72岁，而且身患重度糖尿病患者、冠心病，股骨颈骨折对他来说，接近死刑判决。医院经过会诊，得出结论：陈寅恪的身体底子太差，无法麻醉，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陈寅恪摔倒的第三天，陶铸带着水果到医院看望，他还要求各科专家分别写出诊断意见和治疗报告，筛选最优保守方案上报给他。陈寅恪住院的7个多月里，广东省委给他配了2名护士，后增至3名护士加半个工友，24小时轮班为他喂饭、翻身、清理、便溺、换药全包。
当时有人对陈寅恪享受的待遇提出非议，陶铸听后严肃地说：“陈教授双目失明，要不要配备一名护士？双目失明又摔断了腿，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瞎了眼晴还著书立说，要不要再配备一名护士？我看护士派少了，而不是不应派！”
不久以后，陈寅恪的双目完全失明了。陶铸便指示中山大学党委，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修建了一条白色甬道，以免他迷失方向。这虽然是一条普普通通的白色甬道，但它在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1966年5月，陶铸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年6月，他得知中山大学已开始贴陈寅恪的大字报，马上让秘书给广东省委打电话，留下明确的指示：“对于中大的陈寅恪，生活不能降，贴大字报不发动，贴也不干涉，对其批判要报中央。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但当时的局势已经不是陶铸一通电话能按住的了。1967年1月，陶铸被公开点名打倒，陈寅恪的保护伞彻底消失，他的护理被撤，特供中断，大字报糊满了宿舍楼外墙，高音喇叭就架在他家附近的大钟楼上，整天震响——对一个重度失眠的失明老人来说，这是最直接的折磨。
1969年10月7日凌晨，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平房寓所内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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